孔子与廉政文化建设
作者：黄江滔 [2010-9-3 ]
廉政文化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而其建设又是一项综合工程。两千多年前，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局中，产生了影响千年的孔子儒学，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廉政思想体系，为当今廉政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和有益的借鉴。
一、修身为政 选贤与能
德治，无疑是孔子廉政思想的核心。孔子首先主张“修身为政”，强调执政者个人的道德品质，对于确保政令畅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可以看出，“治国”与“修身”，在孔子儒学思想中始终密不可分。如《中庸》所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实现天下大治，唯有从国君、各级官吏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起步，这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修身为治、平之本。昭示着良好道德品质的培植，是完善理想人格，塑造道德楷模，实现德化之治的基石。
孔子崇尚“为政以德”，又强调“为政在人”。要做到“选贤与能”，也就是选拔德才兼备之士，非此不足以为天下之仪范。孔子强调：“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把正直的人提拔到奸佞的人上面，百姓就会服从；如果奸佞之人得到重用，百姓就不会服从。古代圣王如尧舜，治理天下时“务求贤以自辅”，左禹而右皋陶，收到了“不下席而天下治”的效果。所以，孔子极力主张“举贤才”，把选贤、用贤当做关乎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认为任用贤才是保证吏治清廉的基础和屏障。
修身、尚贤是廉政的关键所在。要行廉政，必须建立一支具有良好道德操守、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不仅是支撑国家政权的吏治的道德要求，也是支撑国家命运的普通民众的殷切期盼。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终将损害社会和谐，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见贤思齐，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实为各级领导者的必修课。
二、为官清廉 先义后利
义利之争是任何一个时代关乎道德的必然话题，也是检验当政者清廉与否的重要标志。孔子从伦理道德学的高度，对“义”、“利”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先义后利、义以生利的思想主张。
孔子十分重视义的作用。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论语·卫灵公》）强调君子以义作为办事的根本，用礼仪来实行，谦逊的态度来表达，靠诚信来完成，这才是真正的君子。所谓“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孔子强调先义后利，并非否定“利”的存在价值。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便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恶贫求富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孔子强调，富贵必须用合乎“道”和“义”的手段得来，提倡“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把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看作为官者基本的道德要求。孔子认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他对从政者谆谆告诫，应当“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反对巧取豪夺和不合理的私利追逐。假如在上位的人憎恶贪婪，百姓就会以争夺为耻；在上位的人清廉礼让，百姓就会以不讲礼节为耻。因此，孔子尤其看重官吏“廉平”的道德操守，在《孔子家语·辨政》中他提出：“治官莫若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面对不义之财，保持廉洁的道德操守才能成就正气浩然的君子。
孔子把“君子惠而不费”（《论语·尧曰》）作为从政的“五美”之首，强调为政者要崇尚节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大力提倡俭省，反对奢侈，以求达到以俭止奢，以俭养廉的目的。对于新时期的公职人员而言，甘守清廉俭约，淡于物欲享乐，力戒奢侈贪靡，讲求志修行洁。无疑是践行廉政准则的题中之意。
三、“正法”与“论吏”
从修身、尚贤到义利之辩，孔子在注重个人修为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对官吏的管理与考核。其目的在于通过强化德行，推行德政，以使政令畅通、社会发展。
孔子极为赞赏周人的官吏考课制度。他说：“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观治乱：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乱也。故天子考德，则天下之治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则法修，德不盛则饬法，与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论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为有德，能行德法者为有行，能成德法者为有功，能治德法者为有智。故天子论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孔子家语·相鲁》）对官吏道德的考定上升为国家的法令制度，成为社会有序的重要保证。
孔子认为，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以六官全面负责治理：设置冢宰官职以成就道义，设置司徒官职以成就德行，设置宗伯官职以成就仁爱，设置司马官职以成就圣明，设置司寇官职以成就道义，设置司空官职以成就礼仪。把六官掌握在手就如同握住了缰绳，所以说驾驭马车的人要掌握好六条缰绳，治理天下的人要端正六官。
而孔子之所以强调“正六官”，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引导官员，使他们行为端正。孔子将治国与驾车对比，在他看来，擅长驾驭马车的人端正自己的身体、握住缰绳，平均马的气力，与马的心志保持一致，无论怎样走动、奔跑，都可以随心所欲，到达既定的目标，这是圣人用来统治天下和人事的法则。天子把内史作为左右手，把六官作为治理天下的缰绳，再和三公共同执掌六官，施行五教，整治五法。所以只要是君王用道义引导则会使国家稳定，用德行引导则会使国家安宁，用仁爱引导则会使国家和平，用圣明引导则会使国家太平，用礼仪引导则会使国家安定，用仁义引导则会使国家正义，这是驾御政治的方法。
四、廉政重“监察”
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确保吏治清明的重要手段。孔子认为治国须实施德政，欲施德政，首先要“正百官”，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清廉、勤政、爱民的官德、官风。古代儒家德治思想首先是要求权力阶层保持良好的道德资质，如爱民、利民、惠民等，并将这些权力道德法律化，作为选任、考核、监察官吏的法律标准。
《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了“小宰”的职掌，其中说：“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什么是“建邦之宫刑”？郑玄注说：“在王宫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在王宫中者，指的就是指在王宫中办公的官吏及有关人员。“纠禁”，即纠察之意：“纠以察其隐慝，禁以止其邪辟”。纠察成为监察职官是否贪鄙犯法的具体方式。《周礼》这种纠察百官的制度对后世中国的监察制度有深远影响，“严任官”、“重治吏”成为古代廉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对官员的监察应当认真：“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而对于官员为官是否清廉，也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仅仅“听其言”就“信其行”，而应当洞察幽微，做到“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孔子监察保廉的思想对于纠正官吏为政之缺失，和谐官民关系产生了重要作用，也为此后两千多年来古代中国对权力阶层的考核监察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性任务，“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借鉴孔子廉政思想，吸取孔子廉政理念的合理内核，可以说是今日廉政文化建设探索新路的重要一环。
